乡村振兴破局点—家庭农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邓飞 Author 邓飞
随着乡村剧变，集中土地规模生产的家庭农场走上历史舞台，至今已近百万之众，数量众多，却瘦小散落。不盈利，就得死，逼迫它们更敏锐、更灵活、更敏捷、更勤奋去创造价值。在为自己活下去的同时，它们带着新的工具、技术和资源，逆势进入空心乡村，如火如荼推动农业生态化，存活或死去，贡献着各种经验或教训，成为整个乡村振兴探索前行的牛鼻子 。
支持它们，就是支持乡村振兴。
如果父亲还在，王敏是不敢从城里回到村里的。
湖南攸县双凡村里，父亲是乡村教师，千方百计把儿子送出乡村。王大学毕业后，当了兵，留在城市。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住村里。很多攸县年轻人去深圳开出租或开餐馆，乡村没了灯火，地里长满了草。
王妻叫曾甘华，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做培训工作。灵泛，大方，但她自称阿甘——美国电影里一个不是太聪明，却对每一件事都极致认真而获得好运的人。她希望这也是她的生命态度。
2010年，夫妻回到双凡村。
一开始，他们种水稻，养土鸡，顾客都在600公里之外的深圳。深圳人均GDP去年全国第一，越发重视食材的生态，安全，而不是价格。心知肚明的是，为了生产、储存和加工食物，人类发明了数万种化学物质(初步查明农药种类3万种，食品添加剂3万多种)。这些非食物成分的化学物质进入了人体，正在引发各种病疾和未知隐患。
夫妻宣告一些稻田坚决不打农药化肥，肥料来自发酵秸秆，捉虫靠青蛙和某种特制灯具。为了让城市朋友放心，他们在稻田里养鸭养黄鳝泥鳅，并装上摄像头远程可视。
意外的是，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稻米，口感极好。产量稍低，但售价提高了。鸭粪回田，还有鸭肉鸭蛋等额外收入。
便捷的电商、高速公路和商业物流，帮助各类农产品源源不断走进深圳。后来，深圳朋友干脆提前认领一块块稻田。
于是，村民们选了他做了村支书。
王也窥见了生态的妙处，几次追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求指导。教授深为感动，帮助搭建“稻油牧渔豆综合种养体系”。
2020年11月份，绘乡计划连同其他组织举办了乡村振兴社创大赛。
这些行动，帮助阿甘拿下乡村振兴社创大赛总冠军，也获评“最受乡镇长欢迎项目”。
2021年一月，我们举办了第二场乡村振兴社创大赛暨粪污资源化特别邀请赛。夫妻看到8位伙伴分享乡村粪污变成肥料，急切想引进村庄，彻底改善生态，提升农产品品质和品牌——这就是乡村增加收入的根本之道。
去年年底，乡村振兴社创大赛的伙伴去双凡村筹建“乡村振兴共创村”。沿途，湘乡水府庙水库边丘陵上，长沙设计师刘瑞带着家人，流转了四十多亩山地。他们修了路，开垦了荒地，修复土壤活力，养了鸡、牛，羊，种了367棵花果树，收留了两条流浪狗，还建成了3个房屋。其中一个是约50平方米的夯土房，屋里挖了一个小坑，烧木柴或煤，经由管道温暖全屋。夏天，从深井抽取的冷气则实现降温。
冬日阳光打在土屋里，孩子弹起了钢琴，刘带着工人在大树上搭建一个木屋，他的客人，也是出资合伙人要陪孩子晚上看星星。
一些农场伙伴也赶来会合。
高中毕业后，王小丽就被带去广东工厂，打拼十余年。不放心孩子，她和丈夫回到湖南洞口家乡。两个家族数千亩田林地联合起来，种稻谷，养土鸡，还用一个水潭养鱼。小丽加入当地一个公益组织，邀请当地留守儿童做夏令营。
长期在中越边境做外贸的石喜军，也回到湖南涟源龙山脚下，做了一个合作社，养鸡养鸭做手工面。她强调做人做事要有良心，尽量减少农药使用和化学添加，让食物回归本味。
儿时味道，吸引了小镇走出的人成为喜军的忠实顾客。
湖南怀化麻阳的谭霞，回家种植数百亩冰糖橙，通过网络销售全国。后来，她发现宝藏就在身边。县城的人越来越多带孩子玩，来农场过周末。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她在农场里搭了一条苗街，穿上苗衣，用苗家习俗接待客人。城里人用柴火烧饭，手忙脚乱却不亦乐乎。
孩子每周都吵着要来。
乡村三重困境
童年时，黑白电视里总是播放一个魔性广告“加拿大钾肥，生活希望需要你”。1960年代，中国就开始引进化肥，迅速增加粮食产量——这让乡村如获至宝，尤其1978年中国乡村“分田到户”一家一户负责自家生产，收集粪便或有机物质自制肥料，太辛苦，且肥效不及化肥。
中国农业很快走上一条化学化之路。
农业化学化，是指农业中广泛使用化工制品和化学措施。
2020年6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中国农业生态失衡的恶果已经显现》写道：当前，中国以化肥、农药、农膜和抗生素等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位居全球第一，单位面积使用量为发达国家的数倍，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国际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并进一步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
由此，中国近 20%耕地土壤污染物超标，1300万～1600万公顷（hm2）耕地受化学农药污染，2500万hm2以上农田受塑料残膜污染，大面积土壤遭受硝酸盐、亚硝酸盐等化肥残余物污染。
更致命的是，大量化学品或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于田间地头或土壤，杀灭土壤中的微生物和菌群，尤其是固氮、解钾、解磷的微生物，加重土壤板结酸化，农产品质下降，迫使我们投入更多农药、化肥。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着新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然后，我们绞尽脑汁，投入更多成本去对抗和镇压那些新的问题，周而复始，永无宁日。
最后，中国人不得不去吞食更多化学物质。
伤害也就出现了。儿童性早熟、抑郁病、多动症、男女不孕不育症、肥胖症、白血病、各种癌症等以前不常见的怪病开始集中爆发。病疾造成人的痛苦，积蓄丧失，天量医疗资源被消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很多人也隐约知道这些秘密，但无能为力。
看到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视，我确实难掩激动，决策层正在决心处理这个大雷。
修复天地，让万物生息。促食品安全，保人民健康，这才是伟大的乡村振兴。
问题是，几代人用了40余年，前赴后继终铸成大错。怎么破？
国家试图解决农业化学化问题，却又遭遇农村空心化问题——中国人的生育率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大小城市都需要消费者和劳动力，都在抢人，抽取乡村农民进城。
无法进城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前者年迈，种地力不从心。留守儿童一旦长大，也将毫无迟疑走向城镇——他们获得的教育是城市远胜乡村，他们一定要走出乡村，才是出人头地的成功者。
农业化学化➕农民厌地➕农村空心，三者叠加，这就是中国乡村现实困境。
家庭农场走上历史舞台
万幸的是，混乱秩序中，总有一些力量左冲右突，实现某种平衡。
1978年的“分田到户”制度，解放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农民终究是弱势，不堪单打独斗，便重新集合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形成各类合作社。
1982年，安徽省天长县17户农民创办了第一个合作社。随后，以家庭亲属联合生产的家庭农场也悄然走上历史舞台。
集中较多数量的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看似形同当年地主富农，但它更多依靠家庭成员，比合作社表现更稳定，逐渐被社会认可。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提出家庭农场，认定它们是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确认家庭农场合法性。五年后，中央“一号文件”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有很多朋友，都在2013年后返乡创办家庭农场，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畜禽或开民宿。
一个原因是人心开始觉醒，农业化学化的食品不安全。
我一个朋友，叫九月。她做妈妈后，要保护孩子，经常因为购买食材和自己母亲发生争执。终于一天，母亲爆发了，按你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没东西可以吃了。
后来，她在陕西周至县投了一个农场，种植猕猴桃。
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网络购物打破各省沟壑，搭建了一个全国性市场，你做得好，就可以卖给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而交通、支付和物流等进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让生产有利可图。
政府也在拥抱回到土地的任何人。浦学慧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新晃老家，想做一个鸡苗基地，他很快获得土地、资金和呵护。政府的热情洋溢，这让他有些迷惑。他不知晓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人心觉醒➕有利可图➕政府支持，令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截至2018年底，家庭农场有60万家，是2013年的4倍多。农业农村部称到2022年全国家庭农场达到100万家。
放眼全球，家庭农场也是大势所趋。
70年代开始，日本农民纷纷进城，乡村开始空心，政府连续出台数个法律法规，在农协的帮助下，鼓励农田租赁、作业委托等，促进土地经营权流动，实现农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和共同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么，中国百万个家庭农场能为乡村振兴做什么呢？
对比40年前的城市经济改革，家庭农场其实就是乡村的私营企业，它们没有特权，也没有占用国家财税资源。但它们产权清晰，激励明确，做好做坏都是自己的，不盈利，就得死，且无人怜惜。
所以，家庭农场必须努力做出好产品或好服务，顺利销售，自己才能活下去。
# 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将创造如下价值：
1、它们为土地付费，必将最大效率使用土地。
2、基于可持续盈利需求，它们将更敏锐紧扣市场需求，更积极引进任何有益的技术、工具和管理来提升产品品质，增加土地收益。如同王敏曾甘华夫妇在传统村庄的一系列创新，改善土壤，实现农业化学化向有机化的转变。
3、农场往往是法人主体，有自己品牌，更容易接受消费者制约和政府管理。
历经疫情洗礼，更多城市精英更理解田园生态的价值，各地家庭农场必将暴涨，更多资金、技术和知识沉入乡村，连片土地，有力推动乡村生态化、机械化和数字化，柔软改变中国乡村。
协作起来
近百万家庭农场，分布在全国各地乡村摸爬滚打，摸索探索，崛起或沉沦，贡献着各种经验或教训，他们才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但，家庭农场在乡村有无困难，都是一些怎样困难，哪些困难是普遍性困难，如何帮助他们去解决？
经过调研，我们现集中提炼主要的“家庭农场之痛”如下：
流转土地不稳定。即便是四五线城市，它们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都没有停止，可用耕地变成稀缺资源，易生纠纷。一旦纠纷，农场主一般被视为强者，往往被要求退让妥协，这令农场主人心惶恐，不敢太多投入。
农场商业模式落后，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和种养。农场生产成本抬升，受益下降。化肥农药农膜种子机械租金人工等价格连续上涨，大部分家庭农场一般只有农产单一板块，缺乏其他收入来源。
各地家庭农场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协作系统。人少，活多，生产、销售、传播、财务、运营等什么都得做，导致什么都做不好。一些伙伴感受孤立无援，心力交瘁。苦不堪言，难以为继。
中央正在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更有力补贴家庭农场，鼓励经营人才的分层分类培训，进一步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办领办家庭农场。
中央重视和支持家庭农场，是有据可循的。浙江是中国国土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陆地面积仅10.18万平方公里，山多丘陵多,自然资源匮乏，但政府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城市放权私营企业，在农村松绑乡镇企业。政府做好支持服务，让人民创造财富，藏富于民。2020年民营市场主体776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3%，民营经济创造税收占全省税收收入的73.9%。
浙江由此一跃成为中国唯一“共同富裕示范区“。
我们可以做什么？
2020年成立乡村振兴社创大赛以来，我们秉持的观点就是“办大赛、收方案”汇聚全球的优秀乡村振兴案例和优秀的乡村振兴的人民来到大赛之中，做培训、破圈、共享资源等。组织他们集中学习，目标有三：1、提升文明，2、增加收入，3、建立本地影响力。
具体来说，我们要联合家庭农场一起做：
我们欣喜看到，一些家庭农场伙伴改变认知后，紧扣自身特色和优势，更坚定、更柔韧，强壮和持续发展着自己的主业，并保持着频繁连接，相互走动和帮助，逐渐生成一个鲜活、有力的协作场域。随着更多伙伴的进入，它将更富力量，并滋养其中伙伴，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动力源。
4月10日，我们将邀请8名优秀家庭农场伙伴来到本次大会的线下现场
4.09日我们将开启我们的大会破冰仪式；
4.10日家庭农场主们分享他们的特色经验。同时，我们也邀请100名家庭农场伙伴参会。
4.11我们重点讨论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搭建一个社群销售平台，集合各自私域流量，自治共治，锻造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帮助家庭农场伙伴持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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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乡计划—设计 青年 乡村绘乡计划2020案例集
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当是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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